老龄化对储蓄率的负面影响到底有多大？
2016-12-06 22:45:46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从发达国家蔓延开来。关于危机产生的原因，有一种观点是东亚地区、产油国较高的储蓄率和美国较低的家庭储蓄率造成全球失衡和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当前，由于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下滑，与政府投资增速剪刀差越拉越大。部分学者再一次提出，由于我国老龄化加速，家庭储蓄率下降是民间投资增速下行的重要原因。

一、国民储蓄率的决定因素有多重

经济学意义上的储蓄率一般是指国民储蓄率。与储蓄率相关的三个概念是国民储蓄率、家庭储蓄率和储蓄存款与GDP之比。国民储蓄率是指国民生产总值中剔除国民消费后的余额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由家庭和团体储蓄（家庭和团体可支配收入减去最终消费）、企业储蓄（企业的公积、利润留存以及计提的拨备折旧等）、政府储蓄（政府收入与支出之差）三者构成。其中国民储蓄率和家庭储蓄率均为实物交易意义上，是按照SNA的统计口径，从国民经济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计算得到。

家庭储蓄存款是按照IMF的货币统计口径，计量家庭存放在金融机构的资金总额，是金融交易意义上的概念。很明显，随着家庭住房、股票、理财等投资渠道上升，居民储蓄存款只是居民储蓄之一，且比重将逐渐下降。

国民储蓄率高低有多重原因。目前，尚无充分可信的研究成果说明国民储蓄率的高低与某种特定的因素有关。有学者认为，高储蓄率与以人均GDP衡量的富裕程度有关，也有一些分析认为，高储蓄率与汇率、金融中介及市场发育程度、民族传统、人口结构、社会保障等有关（周小川，2012）[1]。

一是民族习惯与文化传统因素。拉美经济体与东亚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人口结构、市场发育程度基本相似，但东亚国家的国民储蓄率普遍高于拉美国家。其中一个原因是东亚国家信奉“孔教”，崇尚节约，提倡克制，且家庭在抚养小孩、赡养老人、子女上学等家庭责任上远大于拉美国家。世界银行数据表明，2015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的国民储蓄率为17.58%，比上年下降0.76个百分点；同期新兴与发展中亚洲的国民储蓄率为41.19%，比上年下降0.8个百分点。

二是经济增长阶段、人口结构、资源禀赋因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人口平均年龄相对偏大，较高的劳动成本和较低的劳动供给弹性，但资本更为充裕，拥有较高的财富水平和功能完善的资本市场。2000年以来，全球化进展以及国内经济治理水平的提升，发张中国家经济增速普遍远高于发达国家。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5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国民储蓄率为31.39%，比发达国家G7高11.23个百分点。

产油国是一个有关资源禀赋与储蓄率相关的例子。由于地下埋藏大量的石油，远超正常消费需要，必然以储蓄的方式积累下来。油价涨跌与储蓄率正相关，在2008年储蓄率随着油价攀升而达到最高点，此后随油价下跌而快速下行。

三是国民情绪及风险偏好因素。东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普遍增加储蓄，美国人对经济的过度乐观精神降低了储蓄率。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各国资本快速外逃，外汇储备几乎消失殆尽，给各国宏观管理层留下很大阴影。经一段时间来，东亚各国储蓄率高，大量积累外汇储备也是危机负面冲击所学到的经验教训和自然反应。

美国自1997年后储蓄率显著下降，同时伴随着财政和贸易的双赤字。一个解释为各方对美国经济的过度乐观，具体体现在苏东计划经济的解体，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欧洲经济因结构化问题表现不佳，而美国经济尽管受IT泡沫、“9.11”事件冲击但展现良好的灵活性，导致对美国经济过度乐观，也显著影响国民的储蓄行为。

四是不排除汇率、金融制度供给等调控因素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美国国会和学界都有一个观点，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汇率低估，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按照国民储蓄等于国内储蓄和贸易顺差之和来计算，因此，短期低估汇率的确可以带来储蓄率的增加，但长期来看汇率以及储蓄率均内生与经济中诸如资源禀赋、制度供给等因素。

另外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金融产品供给不充分条件下，人们会通过储蓄方式预防未来医疗、养老等需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政府多年来通过中央公积金制度要求雇主强制为员工储蓄，提高国民储蓄率。

二、老龄化对我国国民储蓄率负面影响不宜夸大

从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假说考察，壮年人口在总人口比例的增加，会导致个人储蓄增加以备养老、医疗之需，从而家庭储蓄率上升。随着老年人口占比的上升，社会的消费倾向较高，自然对国民储蓄率产生下行影响。Auerbach 等（1989）总结了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的消极影响。Meredith（1995）推算，老年抚养比每上升 10%可能导致储蓄率下降 9%左右。此外，老龄化还会通过养老金、医疗保健以及长期护理费用三方面增加公共财政的负担，导致公共储蓄的下降(Trichet,2007)。因此，无论从个人还是公共储蓄来看，老龄化都将导致储蓄率的下降，尽管研究者对其下降幅度大小存在争议，但基本趋势是大家所认同的。

我国高国民储蓄率与老龄化有关，但老龄化与储蓄率的关系是间接的。许多学者实证发现，20世纪60年代的婴儿潮以及70-80年代计划生育导致人口的少子化对中国高储蓄率有重要作用（袁志刚、宋铮，2000；蔡昉，2004）。数据显示，国民储蓄率与老年抚养比的相关系数为0.325，与少年抚养比的相关系数为-0.835，与总抚养比的相关系数为-0.916。

但东亚许多国家在20世纪60-80年代高增长时期也出现高储蓄率，但并没有所谓计划生育政策；拉美和欧美在二战后也出现了“婴儿潮”和“人口红利”，但并没有中国的高储蓄率。因此，还有其他因素可能影响人口结构对储蓄率的传导。

Yasin（2007）利用14个新兴市场经济体1960-2001年数据构建65及以上人口占比指标，发现该指标与储蓄率关系不显著。

Deaton&Paxson（1994）和Butelmann&Gallego（2000）分别调查台湾和智利家庭数据，同样发现储蓄率的年龄效应不显著。

第一个可能影响老龄化对储蓄率影响的因素有人口出生率和人均预期寿命。随着寿命延长，特别是非预期的寿命大幅延长会降低储蓄率，但预期到的寿命延长会增加储蓄率。利用1990-2009年共20年各省份的储蓄率数据 ，可以得到如下散点图。

第二个可能影响老龄化对储蓄率影响的因素有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老龄化对储蓄率负面影响暗含一个假设是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但实际上中国传统上存在退而不休的习惯，部分老年人仍是净储蓄者。

我国高储蓄的影响因素还与人口的性别结构、户籍结构等因素。我国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选择性妊娠，导致男女性别比攀升。这种丈母娘经济下的竞争性储蓄思想，抬升了我国的储蓄率，并得到了实证数据的支持（Wei&Zhang，2009）。从户籍制度方面，由于农村大量的隐性失业状况，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大为缓解，有效提高了储蓄率。

结构上，我国家庭储蓄呈台阶式下行，政府储蓄V型反转。统计局最新数据（2013年）显示，我国总储蓄28.16万亿元，其中政府储蓄2.91万亿元，占比10.34%，比最低点（2000）年高14个百分点；企业储蓄11.52万亿元，占比40.89%，比最低点（1992）高8.64个百分点；家庭储蓄13.74万亿元，占比48.77%，比最高点（1992）下降7.88个百分点。可以看出，以2000年为界，政府储蓄占比呈V型反转，家庭储蓄呈台阶式下行。

这部分原因在于再分配体系中向政府倾斜的偏好。如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速低于经济增速，政府税制改革等对经济掌控力加强等因素。

三、应对老龄化对储蓄率冲击的建议

储蓄率适当下调是向最优储蓄率的回归。黄金水平的储蓄率满足等式： ，由折旧率、实际经济增速与资本存量与产出之比三因素决定。按照折旧率平均5.65%的国际水平 ，经永续盘存法计算的资本产出比，可以得到我国最优储蓄率应该在25%-30%左右。按照现有我国国民储蓄率45%以上计算，至少还有10个百分点以上的下行空间。

通过年龄迭代和不同年龄段的生育率和死亡率计算，我们测算得到，随着老年抚养比的提高，黄金储蓄率将稳步提高，并稳定在30%以内 。

根据S=I+CA恒等式，随着我国经常项目接近平衡，现实中的储蓄率大约在2030年左右降至40%以下，并在2040年左右保持稳定在35%左右的水平。

创造二次人口红利，减缓老龄化冲击。二次人口红利是基于年龄结构变化度财富创造过程的影响。东亚国家特别是新加坡证明，人口老龄化可能加速资本积累，加剧资本密集度，进而提高人均产出和储蓄率。

2015年，新加坡老年抚养比高达17.7%，比1970年提高10.3个百分点，但国民储蓄率持续稳定在45%左右的高位水平，比1970年提高近30个百分点。马来西亚情况也类似，尽管老年抚养比逐渐提高，但储蓄率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

二次人口红利依赖于资源再分配机制，依据资本积累、财富转移和借贷三种不同的机制向“盈余年龄段”向“赤字年龄段”转移。

Wang&Mason（2008）测算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必须加速资本积累，否则导致全面社会财富转移、老年生活质量下降。

表2所示，当资源从老年人流向年轻人，生命周期财富量为负。到2050年，为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稳态生命周期财富将达到劳动收入的7.1倍 。

适当调整制度，提高劳动参与率。农村市场目前尚有大量的隐性失业，而且随着寿命延长和健康状况的改善，很多人也可以接受推迟退休安排，同时潜在的劳动力短缺促使工资提高，也能吸引更多的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也可以考虑放开移民限制，吸引国际劳动的输入；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提高总和生育率等。

胡翠等人发现，城镇老龄人口比重上升1个百分点，将使得家庭储蓄率上升0.104个百分点；农村老龄人口比重上升1个百分点，将使得家庭储蓄率下降0.326个百分点。总体上，加强劳动力转移，可以有效稳定储蓄率水平 。

提高优质制度供给，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是稳定储蓄率的更重要的一个因素。多篇文献证明，经济增长对储蓄率的正面贡献。

Hayashi&Prescott（2002）利用TFP解释了日本储蓄率为何偏高，而美国储蓄率为何偏低。杨天宇等人通过测算，也证明了中美储蓄率的差异的80%可以通过两国的TFP差异来解释 。通过提高人力资本，加大优质制度供给，可以提高经济增速，从而稳定储蓄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