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物多样性危机给金融机构带来了风险，金融机构只有进行完备的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并对风险来源和防范方式方法有深入的了解和掌握，才能在此基础上，开发出生物多样性项目的机遇。
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危机互为关联，被公认为是威胁全世界人类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因素。土地使用的急剧变化、自然资源大规模开采以及生产生活上日益严重的污染等，是导致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原因。人类社会传统经济和发展模式转型迫在眉睫。金融机构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的原则和动力就是化风险为机遇，这不仅是支持金融自身稳定发展的必要工具，也是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石。
生物多样性定义及危机的加剧
一）生物多样性定义。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基因多样性三个层次。
第一，物种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在物种上的表现形式，也是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它既体现了生物之间及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又体现了生物资源的丰富性。遗传（基因）多样性是指生物体内决定性状的遗传因子及其组合的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常用物种丰富度来表示。所谓物种丰富度是指一定面积内物种的总数目。到目前为止，已被描述和命名的生物物种有200万种左右，其中以昆虫和微生物所占的比例最大。
第二，基因多样性代表生物种群之内和种群之间的遗传结构的变异。每一个物种包括由若干个体组成的若干种群。各个种群由于突变、自然选择或其他原因，往往在遗传上不同。这些遗传差别使得有机体能在局部环境中的特定条件下更加成功地繁殖和适应。不仅不同种群遗传特征有所不同，存在种群之间的基因多样性，而且在同一个种群之内也有基因多样性，在一个种群中某些个体常常具有基因突变。这种种群之内的基因多样性就是进化材料。具有较高基因多样性的种群，可能在进化中有某些个体能忍受环境的不利改变，并把基因传递给后代。环境和气候危机的加剧，使得基因多样性保护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基因多样性提供了栽培植物和家养动物的育种材料，使人类能够选育具有符合人们所要求性状的个体和种群。
第三，生态系统多样性是指生物圈内生境、生物群落和生态过程的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既存在于生态系统之间，也存在于一个生态系统之内。在前一种情况下，在各地区不同背景中形成多样的生境，分布着不同的生态系统；在后一种情况下，一个生态系统的群落由不同种群组成，它们的结构关系多样，包括垂直和水平的空间结构、营养结构中的关系，如捕食者与被捕者、草食动物与植物、寄生物与寄主等，执行的功能不同，因而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也不一样。
总之，物种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最直观的体现，是生物多样性概念的中心；基因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内在形式，一个物种就是一个独特的基因库，可以说每一个物种就是基因多样性的载体；生态系统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外在形式，保护生物多样性，最有效的形式是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
（二）生物多样性危机加剧。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不断破坏森林、草地、湿地和其他重要的生态系统，原始自然栖息地被改造成农业用地和工业用地。人类在大量海域过度捕捞，显著改变了地球75%的无冰地表，污染了大多数海洋并且导致85%的湿地丧失。这些改变和破坏直接干扰了原有的生态系统，造成不同层面生物多样性的损失。气候危机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甚至成为影响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因素之一。
2019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显示，目前全球物种灭绝速度比过去1000万年的平均值高数十倍至数百倍，在地球上有多达100万个物种正面临灭绝威胁，其中许多物种将在未来数十年内消失。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数据看，10年内受威胁物种（包括极度濒危、濒危和脆弱三类）从2010年的10533种，激增到2022年的41459种，增长了近3倍。从2022年统计的灭绝数量来说，占了IUCN统计数量超过5%的比例，意味着物种多样性永久丧失的威胁不容小觑。特别是极度濒危数量占了21%，如果不加快行动保护物种多样性，会有更多物种永远消失在地球上，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生物基因多样性的危机将导致人类食物网的崩溃。例如，农作物生物基因多样性的丧失会导致无法通过与野生品种的杂交改善和提高驯化农作物抗灾害的能力。近亲繁殖会导致驯化农作物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下降，而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又加剧了病虫害以及飓风洪涝等气候灾害的发生频率。有些野生品种在进化中有可能产生较强的抗灾害能力，通过将驯化品种与这些野生品种杂交，可以克服近亲繁殖的危害，提升农产品抗灾害能力和产量。但是，人类大规模同一品种的种植，造成了大规模种植业的母系同源，野生品种迅速绝种消失，引发了农作物基因多样性的迅速丧失。暂时高产可能会导致长期甚至永久的食物网崩溃。例如，在印尼有1500个本地水稻品种因为引入高产品种而消失，孟加拉国有62%的水稻品种、印尼有74%、斯里兰卡有75%来自同一母系；美国近75%的玉米都只有6个品种；50%的小麦来自9个品种。近亲繁殖导致基因相似度过大，使植物抗灾害能力急剧下降，病虫害泛滥，例如，1970年美国的玉米病害、1972年苏联的小麦病害、1984年美国柑橘溃烂病、1991年巴西柑橘溃烂病，都是农作物基因多样性丧失造成的严重后果。
生物多样性危机传导转化为金融风险
越来越多的证据和实例表明，生物多样性危机为金融机构本身的资产和业务运作带来风险，而且，当生物多样性危机广泛影响社会经济的时候，也将为金融系统带来系统性金融危险，从而影响金融稳定。生物多样性风险主要分为两大类：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
（一）物理风险。由于生物多样性本身维系着相关金融活动，一旦生物多样性遭到损失，将直接引发金融、投资标的物损失，从而引发金融风险。金融机构面临的生物多样性物理风险主要来自两个层面：一方面，金融机构参与的投融资项目有可能对生物多样性造成负面影响。从金融角度来看，由于大量资金投入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产业，生物多样性丧失对经济的影响必然会波及金融稳定性。在上述行业中，其投资价值可能会因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而损失或出现估值下降。某些贷款也会由于生物多样性丧失而变成坏账。另一方面，生物多样性损失反过来也会增加金融风险。生态失衡引发重大破坏（如物种入侵给农林业带来严重危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而与该经济活动相关联的金融投资也有可能遭到连带损失。
很多证据显示了金融机构所承受的物理风险。人民银行参与发起设立的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指出，2020年Van Toor等发现荷兰金融机构36% 的投资高度或非常高度依赖于一种或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如果生态系统严重损害，金融机构将遭受重大损失。墨西哥金融机构也显示正承受生物多样性物理风险，如墨西哥东南部度假胜地坎昆，拥有世界第二大珊瑚礁群，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金融机构在当地旅游业产业链中投资很多。近年来，人为破坏加上气候变化使珊瑚状况恶化，威胁旅游业发展，造成几十亿美元旅游收入的损失，这些经济损失传导给金融机构，使得金融机构也遭受巨大损失。2021年8月，世界银行首次评估巴西金融部门面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风险。46%的巴西银行的非金融企业贷款组合集中在高度或非常高度依赖一种或多种生态系统服务的行业。这一数字占银行总信贷投资组合的20%。生态系统服务的崩溃可能会使企业不良贷款的长期累积利率提高9个百分点。
（二）转型风险。与物理风险相比，生物多样性危机带来的转型风险是金融机构所面临的更直接和更严重的威胁，而这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冲击金融安全的风险往往并未得到金融机构的充分认识。即便意识到转型风险，也因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涉及专业领域，导致金融机构对转型风险的管理能力缺失，从而难以避免风险冲击。
转型风险往往与相关的法律法规或政策密切相关。大体而言分为两大类型：一是因为政府针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政策趋于严格，影响了该领域的投资经济价值。例如，部分药物直接提取自某些动植物，如果政府发布针对这些动植物的保护政策，则该类药物的生产可能会受限制甚至被禁止，因此针对该行业的投资将会失去经济回报。对拥有这类动植物资产的公司，这些受保护的动植物资产将变为“搁浅资产”，形成该行业重要投资风险。二是法律法规有对投资项目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条款或规定，但相关企业未尽保护责任而造成生物多样性损失，由此违反了法律法规导致投资损失。这类风险是目前金融机构最主要的风险暴露。
例如，由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银团提供贷款的萨哈林2号油气开发项目位于俄罗斯萨哈林岛，这里是濒危动物西部灰鲸唯一的产卵和捕食海域；项目穿越200多条河流及其支流，这些流域是野生大马哈鱼的产卵地；项目排放的废水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水生态。2004年，来自15个国家的39个民间团体劝告各商业银行不要对这一项目提供融资，并警告如果因项目导致西部灰鲸灭绝，所有提供融资的商业银行都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项目执行机构和商业银行都没有接受采取规避措施的建议，未将平台转移出灰鲸捕食区。在这种情况下，非政府组织将俄罗斯联邦自然资源部作为被告人、项目公司作为第三方，提出了法律诉讼。最终，这一项目被叫停，但当时项目已经完成了90%的工作量，投入了上百亿美元的资金，贷款银行损失惨重。
我国影响转型风险的主要法律法规
金融机构所面临生物多样性的转型风险主要源于日益完善的生物多样性法律法规要求和各类保护政策的推动。自上向下主要包括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这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最顶层的“根本大法”）、环境法、国家性质的自然保护地相关法律体系以及地方的生物多样性法律法规三大层次。
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和颁布的法律。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逐渐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并成为当今全球环境保护的热点问题。1988年11月，联合国环境署开始组织启动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文本的起草工作。1992年6月，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生物多样性公约》连同《21世纪议程》等几个重要文件一起提交与会各国并开放签字。同年11月，我国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审议批准加入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于1993年12月29日正式生效。目前已有174个国家签署了该公约。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就地保护原则，是构成国家保护生物多样义务的重要支柱之一。除了要求各缔约国必须设立一套保护区系统外，也表达了对生物科技可能导致环境破坏的关注。从金融角度看，就地保护原则是转型风险形成的十分重要的法律依据。如果金融机构的客户经营活动影响当地生物多样性时，应当督促客户遵守就地保护原则，避免对当地野生生物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要客户远离就地保护涉及区域，如自然保护区、濒危物种栖息地等。金融机构根据就地保护原则应事前审查企业的经营活动，避免其对需要就地保护的野生生物产生不利影响，从而触犯法律遭受投资损失。
201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主席令第九号）将保护生物多样性提高到生态红线层级，并首次提出了“生态红线保护”的概念，极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同时愈加严苛的标准也为金融机构的投资活动带来了挑战和风险。
生态保护红线的实质是生态环境安全的底线，目的是建立最为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对生态功能保障、环境质量安全和自然资源利用等方面提出更高的监管要求，从而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生态保护红线规划工作已经在中国全面启动。通过制定生态保护红线对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体现了中国在制度层面的创新。
就地保护是《生物多样性公约》所规定的重要原则，建立自然保护区和各种类型的风景名胜区是实现这种保护目标的重要措施。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自然保护实践不断拓展，各类自然保护地的法律体系开始建立和完善，推动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9年6月印发的《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中办发〔2019〕42号），按照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依据管理目标与效能并借鉴国际经验，将自然保护地按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高低依次划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三类 。
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标准与方法
为了加强投资项目的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提高管理准确性并降低成本，首先应该确定具有较高生物多样性风险的行业。由于不同行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不同，生物多样性风险的来源也不同，因此，管理标准和方法也不同。
对于金融机构，应特别注意以下这些行业和项目：一是从地理位置敏感性分析来看，位于被改变的、自然的或重要的栖息地项目，更易遭受生物多样性风险；二是对生态系统服务产生较大影响的行业，易形成生物多样性转型风险；三是依赖生物资源生产和利用的行业如农业、畜牧业、渔业和林业，易形成生物多样性物理风险。笔者分析了各种行业生物多样性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后，发现以下行业生物多样性风险较大：采矿、水利、建筑材料开采业、水泥和石灰、酒店及旅游业、作物加工、哺乳动物家畜饲养领域、水产养殖、收费公路、铁路、航运、港口和码头建设和运营、地热发电、电力转移与分配、供气系统、火力发电厂、种植业、地热发电厂、风能设施、光伏设施生产、陆上石油和天然气开发以及海上油气开发等。
金融机构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绝不是发现风险后就拒绝项目，更重要的是进行风险管理，毕竟许多具有高生物多样性风险的行业都是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如采矿、能源等。其实，大部分项目的生物多样性风险都是可以管理的。对金融机构来说，在项目审核阶段，也就是钱还没投下去之前，认真审核项目的生物多样性风险，不仅有益于金融机构，也有益于客户。因此，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重点不是拒绝具有生物多样性风险的项目，而是通过风险管理将风险转化为机遇。金融机构应对生物多样性风险进行管理，在尽职调查阶段就将具有生物多样性风险的项目，通过风险识别和风险管理化险为夷，将危害生物多样性的项目转化为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
以电力传输系统为例，在生物多样性敏感区域，是有可能会导致生物多样性损害的，特别是对鸟类，如施工影响濒危物种繁殖，输电线路导致濒危鸟类触电死亡、筑巢困难等。但通过风险管理可降低和化解此类风险，如避免极度濒危或濒危野生动物物种的繁殖和筑巢季节进行施工活动、优化电网布局、将防鸟驱鸟改为导鸟护鸟、在线路塔杆上安装人工鸟巢以及积极引导鸟类在安全区域生活等。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被世界自然基金会列为全球25个生物多样性重点保护地区之一。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赤麻鸭等近300种珍稀鸟类，金雕、猎隼、大鵟、胡兀鹰等20多种猛禽，素有“候鸟的天堂”之美誉。近年来，随着青藏联网工程、玉树联网工程、果洛联网工程相继建成投运，大电网逐步延伸到三江源地区，造成了电网传输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矛盾。大型鸟类喜欢居高而栖，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拔地而起的输电杆塔成为大鵟等鸟类栖息筑巢的首选，但它们庞大的身体和不慎的筑巢行为极易引发电击，造成自身和电网“两败俱伤”。输电网络对当地社区民生保障十分重要，所以不能简单通过取消项目来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电网按照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方法化风险为机遇，提升三江源生物多样性敏感区域电网的绝缘水平，在杆塔上的安全位置搭建藤条编织、棕垫铺底的圆形碗状人工鸟窝，引鸟筑巢。既方便鸟类栖息，也确保了电力线路安全运行，实现了当地经济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双赢”。
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的原则和动力
金融机构盈利高低与其风险管理能力密切相关，金融机构环境风险管理的历史，亦是金融机构开发环境机遇的历史。生物多样性危机给金融机构带来了风险，金融机构只有进行完备的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并对风险来源和防范方式方法有深入的了解和掌握，才能在此基础上，开发出生物多样性项目的机遇。
生物多样性危机给社会和经济带来了重大影响，导致了国际和各国生物多样性法律法规日趋严格，这必然传导给金融机构，形成金融机构的生物多样性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管理生物多样性风险，不能只是简单否决具有风险的项目，而是要掌握和采用风险管理方法和手段，化风险为机遇。这会让金融机构开发出生物多样性投资机遇，并在风险管理基础上分析和创新生物多样性投资方法和工具。如果没有对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技术的了解和掌握，从而割裂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和投资创新，将给金融机构带来新的风险，而且也很难形成品牌性的系列创新。
金融机构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是生物多样性投资创新的基础，化风险为机遇成为金融机构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的原则和动力。例如，江西寻乌县位于东江源头，是稀土矿山聚集区域。由于矿山开发，地下水和地表水径流水量均大幅减少，水资源的循环、含水层的水位变化受到较大的影响，因此整个地表和地下潜水的水循环遭到破坏，导致部分地区泉涌量减小。同时，矿山开发导致选矿中产生的废水形成径流，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对水源地水质及周边的生态系统造成严重污染与破坏，大量鱼类死亡并对下游用水安全构成威胁。但稀土矿的开采是国计民生所需要的，并不能简单拒绝。因此，在金融机构督促下，项目采用了矿山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办法，使用现场储存和水管理基础设施如蓄水池、集水坑、低坡度分水沟、清洁水分流等进行水污染集中处理。在山上开展地形整治、边坡修复、沉沙排水、植被复绿等治理措施，在山下填筑沟壑、兴建生态挡墙、截排水沟，确保消除矿山崩岗、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隐患，控制水土流失。最终，东江源头的水质得以恢复，风险管理也带来了效益。一是生态补偿收入。根据江西省与广东省政府签署的《东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协议》，江西省和广东省每年各出资1亿元设立东江流域生态补偿基金。由于东江源头大多位于寻乌县，因此水质改善每年能给该项目带来6000万元的生态补偿基金。二是油菜、猕猴桃等农业种植收入。三是矿山旅游业收入。这些收入使该项目税后内部收益率达到16.74%，年平均利润总额为7121万元，税后净利润为6053万元。从该案例可以看出，金融机构进行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最重要的是使用和开发具有市场价值的风险管理方法。
来源：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蓝虹（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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