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斌
在国家金融战略下布局沪、港两地国际金融中心
在中国当今，讨论金融战略，似乎已绕不开沪、港两地国际金融中心的话题。
中国政府已宣布，到2020年，要将上海建成与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同时，继续繁荣以金融、航运、贸易为支柱的香港经济，又是中国政府应尽的责任。由此，沪、港两地金融如何布局谋划?
大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必然伴随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作为一个事实上的经济大国，同时又非金融强国地位的中国，告诉人们，在由“金融弱国”向“金融强国”的转化过程中，面对世界热议中的有缺失的国际货币体系与秩序，选择过渡性的汇率制度、逐步放开资本管制，同时为确保中国经济崛起利益不受更大的损失，需要追求与本国经济规模和金融开放相应的人民币国际化，这是今后十年过渡期内金融开放的三项核心内容。但是，三者同时实现，本身存在一定的矛盾与困难。这也是其他国家在金融转轨或发展中几乎从未遇到的，确实又是中国金融进一步成功发展所必需的。因此，能否将困境降到最低程度?能否将中国金融开放中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即在部分实质性地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同时，通过创设人民币离岸市场，在相对隔离人民币区域化过程中的风险向国内传递的同时，适时不断调整和扩大在岸与离岸两个市场的通道，稳步推进中国的金融开放步伐?这既是国家金融战略的重要设想与步骤，又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形成中重要的相伴物。如何形成?
香港，是一个“一国两制”、“国内境外”的特殊城市。其既是中国概念下现成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又是亚洲区内、中国边上典型的美元区。有着目前上海、深圳比不了的国际金融市场优势，又有着纽约、伦敦比不了的中国主权、文化、地理和特殊经济联系的优势。是最适合于在国家统一的金融战略下，方便于政府在金融开放中风险相对可控、隔离境外风险传递的场所。因此，自然是最适合发展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场所，也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形成中的最好的相伴物。
对香港来说，借助人民币离岸中心的特殊角色之力，在继续繁荣香港经济的同时，可为香港未来经济结构的转型，赢得了准备时间。如果香港不依托于中国内地日益壮大的经济影响力，其发展轨迹不积极纳入国家有序开放的金融战略，孤军奋战，因循守旧，沿袭过去的发展模式或资本市场“内地化”的倾向，不仅有可能丧失经济持续繁荣的局面，同时对未来的经济转型，将失去更多的主动权和空间。
对上海来说，香港作为人民币的离岸金融中心，其发展速度与规模，既受益于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又受制于资本账户渐进开放的速度。上海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过程，本质上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是本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延伸。同时，上海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是国家金融战略之下政策调整演进的结果，是中国整个市场体系最后形成的重要标志。因此，在资本管制完全放开之前，上海人民币市场不可能成为世界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而借助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桥头堡”和风险“缓冲区”的作用，不仅不会削弱上海未来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反而可以加速这个地位的形成。特别是在美国金融危机后，上海如果不抓住机遇，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配合国家战略，加快人民币区域化进程，那么有可能错失这次危机为我国提供的难得的发展机遇，我国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可能不得不经历更长的时期，进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也不得不经历更长的时期。
基于国家金融战略设想下的沪、港两地金融布局，是一种限于“过渡期”的定位。在2020年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主要定位于境内各种人民币资产的交易，香港主要定位于传统的金融交易业务和境外人民币的资产交易。简言之，两地分别主要定位于境内、境外人民币市场。随着资本管制的逐步放松，境内外跨境人民币交易量的扩展，两地的定位会从清晰走向模糊。临近战略过渡期末，境内的人民币能自由兑换交易，在境外市场上，不仅仅是香港的人民币，全球各地的人民币都能从事境内的各项金融交易，此时则意味着中国金融大开放时代的来临。两地也就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定位讨论了。
可以大胆预测，到2020年左右，中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已逼近美国，中国总体金融资产数量与金融实力自然也位于世界数一数二。届时，随着中国金融大开放时代的到来，上海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的规模，将必定无疑地超过香港，并与纽约、伦敦市场相媲美，成为世界级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战略的实施，需要有一系列的行动纲领与原则
战略不是一句空话，必须体现为有最终目标追求的一系列行动纲领。关于行动纲领，本书从政府工作层面的角度，概括指出了基于战略方向的四大目标、为达到这四大目标所必须完成的八项重大任务，以及为完成这些任务必须相应保障的一系列具体政策与措施。这些目标、任务、政策与措施，不是零碎的“文件语言”的堆积物，而是始终如一地贯彻战略的轴心——国内金融的充分自由化和对外开放的有限全球化。是一个体现制度不断演变和不断衔接的动态过程的载体。
在这一“动态过程”之初，从读者看来作为“纸上谈兵”的战略，最终能否变成现实，不仅依赖于对中国目前的事实与未来的正确判断、和全球经济内在发展逻辑基础上的制度选择，同样依赖于具体实施过程中相对正确的策略与方法。因为“历史的复杂性和偶然性将随时冲破这种恰似清醒的分析……这些复杂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在历史关头扮演支配性的因素。”因此，本书特别指出，落实战略及行动纲领，方法原则同样至关重要。本书提出了实施未来金融战略必须遵守的四项重要原则。四项原则不是凭空的抽象。是基于中国金融30年转轨中的宝贵经验与深刻教训。是从现阶段中国“金融发展目的”(经济为本)、“金融内在特质”(放大功能)、“转轨金融本质”(制度配套)、中国金融“当前矛盾现状”(内外开放关系)这四层逻辑关系，依次分别就其主要矛盾关系进行的本质抽象。应该说，这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和唯一性。
一是经济为本。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发展金融为了什么?加快金融改革与开放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同时，由于金融系统对经济系统存在内在的放大功能和不稳定性特征，决定了在国内外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处理不好，同样会对国内经济稳定带来冲击。因此，把握金融发展的首要原则，不能为自身的开放而开放，也不能为自身的改革而改革。即在具体工作中，不宜脱离经济发展需求，对金融改革开放设定独立的具体目标。
在国际上，发展金融业，确实既可以主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也可以相对独立发展，并构成一国GDP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但是，对于一个既是世界大经济体又是处于相对其他国家存在持续高增长显著潜力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而言，实体经济仍是决定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基础。因此，在战略过渡期内，必须始终清醒地坚持促使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发展原则。在具体发展过程中，应尽力避免单纯为了追赶世界其他金融中心城市或世界上“现代金融”中最新金融产品和技术而不顾实体经济的需求，进行简单的模仿与照搬。即使在强调当前我国金融总体发展不足或“滞后”的阶段，仍要警惕出现一些脱离实体经济需求，追求发展某些所谓前沿金融产品和技术的现象。例如，在贷款行政控制仍艰难实行的阶段，不讲条件的去加快推进某些高杠杆性产品等。
二是对“高杠杆”产品的引进，应谨慎为上。金融系统自身始终存在内在的扩张性和不稳定性特征。世界上多个国家金融改革开放的教训证明，在转轨时期，由于金融开放的节奏、次序把握不好或者政策部署衔接配合不好，在引进一项新的金融产品或金融技术时，往往反而导致货币调控的失控和宏观经济总量的失衡。这里，其实并非新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技术本身有问题，而是往往由于一国政府对转轨、渐进改革复杂性的估计不足，对政策措施的衔接配合不够娴熟所导致的。
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引人深思：即使在一个市场经济高度成熟的国度内，宏观调控技术娴熟，然而由于放纵了大量“高杠杆”产品，同样惹成了大祸。因此，这里不是一概反对引进“高杠杆”产品和各种金融衍生产品，而是应该强调引进的目的、引进的时机，强调引进时国内是否存在相应的环境与土壤，而不是其他。众所周知，同一个金融产品和技术的引进，在中国过去30年中的前10年和后10年，其宏观效应会绝对的不一样。因此，对同一个具有杠杆放大效应的金融产品，在成熟市场已习以为常，但在一调控技术不娴熟、调控工具单一、市场广度与深度欠缺、经济正处于失控状态的国家，是否适合引进?其是与非，更是明明白白的。特别是，当一国货币调控正主要依赖于信贷行政规模控制时，因其他原因所致，货币与信贷又正处于失控局面时，此时如急于大量引进银行资产证券化产品，无疑不是对货币调控“火上浇油”?
另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一国越是更大程度地参与金融全球化，其金融学意义上的货币、信贷、信用的决定参数也日益复杂化、国际化。从根本上说，高杠杆金融产品，本身不存在是与非的问题，无非在一定意义上，是扩大了货币、信贷、信用的放大效应，是纯技术的因素。但是对一国货币当局来说，当时的调控标的是货币、信贷、信用?还是利率、汇率水平?在不同的标的下，引进不同杠杆效应的金融工具，对一国宏观经济的冲击，会产生绝然不同的影响结果。在这方面，可以说正是全球经济学家在从美国金融危机中深刻反思中的苦恼，也是一个并没有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三是金融转轨中务必讲究节奏、次序和政策部署的衔接配合。对于我国目前而言，即使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仍是处于转轨阶段，即既带有过去计划经济遗留下的“痕迹”，又带有市场经济的新特征。经济总体仍是一个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是带有转轨、渐进的经济特征。转轨、渐进带来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推行一项新的市场化政策措施，有时从单独看，从方向看，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在复杂的经济体系中，经济领域中有的领域改革快一些，有的领域改革慢一些，不同领域的市场化措施与非市场化措施，在行政推动下的融合，处理不好，就会造成宏观经济总量的失衡。另外，同样是推行一项充分体现市场化的金融改革措施，但由于整个金融市场结构或者金融体系自身的不尽合理，而非其他经济领域存在问题，同样也会对宏观经济稳定带来不利的后果。因此，金融改革开放中，讲究节奏、次序的合理和政策部署的衔接配合，是转轨经济的必然。
要把握好金融改革开放中合理的节奏、次序和政策部署的衔接配合，关键是对每个时期的金融，具体发展什么，要坚持从解决现实经济矛盾的原则出发。往往经济改革和发展所遇到的一系列矛盾，对金融体系提出的要求，是当时阶段最切实际的发展方向和内容。抓住当时的矛盾，参照国外金融工具特点来设计我国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的发展才最富有生命力。而不正视改革和发展中的难点，置现有的经济金融矛盾不顾，另辟战场“孤军奋战”，市场往往不可能持久发展。因此作者曾在上世纪80年代末提出，改革者的口号应该是：当前能干什么而不是应该干什么。
计划运行机制与市场运行机制是两种并行不悖、难得兼容的机制，各有其不同的控制手段、反馈系统和内在制约力。改革必然会引起对原先计划运行机制的干扰，同时会使新生的市场机制“失真”。当然这本身不存在是与非的界定。只要宏观决策者清醒地认识这一点，认真研究其“咬合点”和“摩擦点”，就可以做到既不影响经济的发展，又推动了改革，在改革中发展经济。
因此，在转换时期，引进市场经济条件下一项有效的金融工具时，同时考虑旧体制的适应度并做出些修改，或提出临时性的辅助性的限制措施，正是维系一项新金融工具在以特定货币政策运行体系中的有效运用，此时不必在乎持市场观点人的指三道四。我国正处在一边整理市场环境，一边又要不断推进金融市场发展的阶段，由此决定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既要照顾市场环境，更应重视适当改造市场经济机器的“零部件”并适时装在我国的转轨经济机器上，或者在改造“零部件”的同时调整原有的机器结构。缺乏任何一方条件的改善，整个机器都难以正常运转。
在今后10年的战略过渡期内，要把握好金融改革开放中合理的节奏、次序和政策部署的衔接配合，重点要突出关注新历史阶段金融开放中三大核心内容之间的动态协调，以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具体说：1、钉住以贸易伙伴国货币为主的一篮子货币，真正实现市场可信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是汇率机制改革的方向，但是从长趋势看，在小幅波动中始终保持人民币有微略升值的压力，是有助于快速推动人民币区域化进程。而且，有利于降低企业在区域贸易内选择人民币作为计价和支付手段的汇率风险，有利于人民币逐步成为东亚区内货币的“锚”和东亚区的主导货币，使人民币能逐渐实现世界上具有价值储藏的功能。2、在完全放开资本账户管制之前实行灵活汇率制度的国家，所获得的中期效果比较好，而在汇率严重失调的环境下，资本账户管制的效果大打折扣。鉴于此，在汇率小幅波动和逐步扩大浮动区间的过程中，视经济发展动态，仍应不排除在必要时，选择较大幅度的、一次性的汇率调整，使汇率以基本反映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3、虽然人民币全面的国际化，需要以货币的完全自由兑换为前提，但是在初期，两者完全可并行、交替推进，在并行、交替发展中相互促进。即在资本账户存在一定管制的情况下，通过其他政策的支持，并不影响逐步推进人民币区域化的进程。同时，随着人民币区域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也给逐渐放宽资本账户管制下的资金进出通道提供了条件。4、资本账户管制的宽窄或松紧力度，是体现汇率政策的一部分，是汇率制度的一种补充。同时，相对稳定的汇率水平，又可以减轻局部资本账户管制的一定压力。
四是金融对内开放要优先快于对外开放。一个好的、稳健的、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制度框架，首先是建立在一国对内充分的金融市场化，内部扭曲关系得以纠正的基础上。在中国当前，事实上，抑制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是国内的金融压抑而不是金融的对外开放。正是不适当的金融压抑才容易产生资源配置的扭曲，引起国内泡沫的生成和破灭，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增长。而且，目前国内金融业的“滞后”或者说发展不足，恰恰是制约了我国金融进一步对外开放的主要因素。不管是汇率改革，还是资本流动管理，之所以不能以较快的速度推进改革，主要原因是国内经济、金融结构的不相适应。因此，在中国金融改革总体进程把握上，当前尤须强调金融的对内改革开放要优先快于对外开放。
特别是在进一步的对外开放中，必须清醒认识到，时下国际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基本是由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国家所决定。而货币与金融运行具有规模、网络效应与惯性。中国如果不顾国内金融的开放程度，一味追究速度，完全按照已成习惯的国际市场规律运作，在参与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金融弱势国家是很难赶超金融强势国家。何况，尚存资本管制的人民币地位又决定了，在国际上，人民币的一切运作，很难跳出美元的主导局面。加上我国还存在其他大量的金融管制和扭曲，需要在规则层面进行不断的调整，人民币更难跳出美元主导的框框。因此可以说，中国金融的竞争力与西方国家相比，还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如果完全不考虑金融开放中的对内对外的孰前孰后问题，一味推动对外开放，只能产生不利于我国利益的效应。一句话，在金融开放次序上，要全面服从于我国基本的经济利益和长期的、赶超性的战略利益，不能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要求和压力所左右，必须要体现大国经济复兴的意图。
结束语：由经济到政治
作为“导论”最后部分文字不长的一段结束语，只要想告诉读者，作者确实是自信地从经济事实与理论逻辑的结合上，指出了中国金融未来10年应该如何发展的脉络。但是，这最终能否成为真实的历史?这如同对中国经济未来10年能否继续保持相对高速增长的问题一样，如果是从纯经济、金融因素出发，作者对此不抱有任何的怀疑。
既然写一本书，特别是精心写一本关于战略的书，作者自然自信的认为，今后的历史，应该是如书中思考的那样。至于是否会“那样”，或者为什么会“走样”，那只能让后人去评说。因为毕竟在历史的长河中，受各种复杂的偶然因素交错、累积的影响，最后会将历史这一姑娘打扮成什么模样，今人难以卜测。
中国正处于相隔几百年的又一次伟大复兴的历史时期，中国也正处于人类经济史上从未有过的、在人口如此之多、国土如此之广袤的国度内，进行如此集中、频繁的制度大变迁时期。尽管过去的30年(1979-2009)，中国13亿人口的大国、连续30年、GDP保持了年均增长9.8%，创造了人类经济史的“奇迹”，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未来中国经济一定成功的注脚。
然而，作者还是相信，从经济潜在增长、人口、全球化趋势等纯经济面预测，今后的10年、20年，中国要继续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当然20年中后10年的平均增速相对低于前10年，仍是正常的)，经济本身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困难。正确的金融发展道路也是有“轨迹”可寻的。同时，相信真正了解中国经济的人，会同意以下的观点：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挑战，其实不在经济本身，而在经济之外。“之外”为何物?作为赶超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中国，其经济发展最大的福音，是期盼中国有一个有效率决策体系的出现，拜托于民主政治制度框架的早日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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