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您对2016年的经济情况是如何评估的?
巴曙松:我觉得总体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宏观趋稳,微观分化。宏观趋稳的意思就是,从应对金融危机以来,你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波动,从2007年、2008年的高点,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迅速地回落,到2009年冲击到一个低点,紧接着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四万亿”的应对措施带动经济从2009年初迅速地上升,到2010年一季度上升到一个阶段性的高点,达到了12%左右的高度。
随后刺激力度逐步地退出,这样经济增长就慢慢回落,到2013年下半年,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季度增长波动值大幅地减小,变成一个很小幅度的波动,季度和季度之间的增加值波幅差不多就是0.1至0.2个点,这是一个宏观趋稳的情况。
所以从目前看,明年的整个宏观经济增长可能还是在窄幅的区间内波动,而且我们也没有看到一个多么悲观的力量能够把经济再往下降到很低,但是也没有一个很大的把经济再往上突破的扭转力量,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过程。
可能原来靠出口、靠投资带动,现在开始要转型,所以表现在不同微观的行业和地区上,就是微观的分化非常的显著。一些被称作“传统经济”,或者“旧经济”,比如采矿、采掘业、产能过剩的上游的制造业,还在持续收缩。
但是与此相对应的,一些新兴的产业,比如电子商务、养老医疗、健康、环保、服务业持续地在上升。实际上这是一个宏观在逐步趋稳、窄幅波动的大背景下,微观出现的分化。
这种分化也表现在其它的行业,比如房地产。房地产在一二线城市现在逐步趋于活跃,一线城市又开始出现“地王”,但三四线库存非常大,以房地产的去化率来说,一线城市降到6至7个月,二线城市已经到差不多11至12个月,已经大致上可以接受,但是三四线城市还是在20多个月,所以这种分化其实背后是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经济运行方式出现转变。所以如果说要对2016经济展望,我觉得用“宏观趋稳、微观分化”来做一个总结比较合适。
第一财经:那2016年的经济会呈现什么样的特点?
巴曙松:在今年窄幅波动特点的基础上,明年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去产能和去杠杆要加快速度。比如说去产能,我们这一轮的产能过剩,跟1997年、1998年相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1997年、1998年主要是一些下游产业产能过剩,比如纺织,相对来说,它去产能的难度相对要低一些,现在的去产能难度更大。
这一次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上游产业,上游的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去产能往往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比如说钢铁行业,但是总体来看,我觉得去产能的进展在2016年会加速,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直接推动力就是金融体系一定程度的倒逼。
如果前几年这些产能过剩的行业还能够从银行或者银行之外的其他融资渠道获得资金的支持,现在看起来各个方面对产能过剩行业越来越谨慎,所以他们庞大的负债和产能过剩导致在2016年必须要加快消化过剩产能。
现在我们所说的“僵尸企业”,它实际用的金融资源所产生的收益还不足以覆盖资金成本,不仅导致它本身运行的没有效率,也拖累整个行业在去产能进展上缓慢。所以你只有清理掉这些过剩的产能,才能够使产业达到一个大致的平衡,新的一轮周期的启动才有坚实的基础。
去杠杆也是这样,从金融的角度来说,大家经常很困惑,银行间资金并不紧张,但为什么很多实体经济,特别是一些有活力的中小企业还是觉得拿不到资金或者成本很高呢?其中很大程度上是被高杠杆的企业占有,所以通过去产能、去杠杆,清除一部分“僵尸企业”就能腾出一部分金融资源来支持有活力的经济中的新经济。这一轮调整可能是非常大的一个调整,但是把这个挑战成功应对之后,我们的转型才相对有一个宽松的环境。
如果说2016年跟2015年比有什么更值得关注的,除了在宏观趋稳、微观分化的基础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去产能、去杠杆会加速,这样就使得个别的季度增长的压力会适当地加大。但是这并不是说经济增长没有新的动力,而是经济资源从“僵尸企业”转移出来到一些新的产业必须要经过这样的阶段,所以在去产能、去杠杆的过程中可能并购重组会非常活跃,它是金融推动产业重组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方式。
第一财经:那么在转型中需要注意些什么?
巴曙松:2016年如果要加速处置过剩产能和高杠杆,可能在整体宏观经济增长波幅比较小的背景下,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比今年还要稍缓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还是要关注微观的健康。
如果增长速度慢下来了,但在产能消化、杠杆降下来之后,我们的微观企业找到了新的商业模式、新的技术发展、创新路径等,或者它的高运行成本降下来了,使得这些企业能够盈利,微观运行的健康是观察新常态调整是否到位的一个主要指标。
至于宏观增长速度回落到什么区间,我觉得是第二位的。从全面建设小康翻两番的任务目标来看,我个人觉得6.5%的增长速度它实际上还是具有下行的参考价值的。如果个别季度增长速度真低于这个水平,可以适当加大周期的应对力度,实际上增长空间起来比较大的。
比如中国的城市化率跟发达国家比并不算高,同样中国从杠杆率的水平来看,相对来说,有地方政府和部分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企业,或者是上游的大型企业杠杆率很高,但是跟发达国家比,我们的居民部门、中央政府加上比如说我们银行的金融机构杠杆率并不高。
所以可能在去杠杆的过程中其实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转杠杆,比如把地方政府杠杆转移到中央政府,再比如可能是有的行业它是杠杆收缩,但是可能居民部门是一个杠杆适当的增加,这样使得在去杠杆的过程中,整个市场的表现会比较平稳。
本篇来源:第一财经